>

给人类多一个选择,儒家孤魂

- 编辑:永利集团304.com -

给人类多一个选择,儒家孤魂

进入专题: 天命   历史终结  

本文原刊载于《南方周末》

姚中秋  

永利集团304.com 1

永利集团304.com 2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许纪霖

   过去三十多年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并将持续而深入地重塑世界。基于这一简单事实,两年前,我提出“世界历史之中国时刻”命题。但我同时指出,由于缺乏文化自觉,日渐强大的中国对于自己究竟要做什么,成为什么,带来什么,懵懂而茫然。

二千年的儒家曾经是古代中国的公共文化和官方意识形态,到了一百年前在西学的冲击之下,儒家文化解体,失去了其制度之根和社会之根,虽经几代新儒家学者力挽狂澜,光大绝学,然而儒家义理犹如孤魂,在少数精英的上空游荡,而不再在大地有其肉身。

   然而,经过思想学术上的积累,近两年,在国家精神层面上,中国迅速地回归自身文化。这是百年来前所未有之大转折。或许,中国将因此而找到前行的方向,从而有可能膺承自己的天命:给人类多一个选择。

传统儒家之所以如此风光,乃是有双重的制度肉身,其一是汉代的五经博士制度和宋之后的科举制度。儒家是王权钦定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家士大夫也成为帝国官僚阶层的唯一来源。其二是宗法家族社会的风俗、礼仪和民间宗教。儒家是古代社会的文化“小传统”,在民间有深厚的土壤,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纲常伦理。然而,儒家的这双重肉身到了现代社会已被连根拔起,摧毁殆尽。虽经一个世纪的磨难,儒家到21世纪的中国有了复兴的希望,但如今的繁荣更多地只是学院层面的热闹,少数精英那里义理儒家的蓬勃兴旺,反过来衬托了制度儒家的落寞荒凉。儒家之魂,悠悠荡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历史终结论之幻影

如何改变一个世纪以来儒家的魂不附体、让其在制度上有所附丽?比较起牟宗三、唐君毅、杜维明等注重义理的老一代新儒家,今日新一代儒家人士开始注意到制度儒家的重要性,而上层频频吹来的温馨暖风和社会的精神饥渴,又给制度儒家的复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时代良机。问题只是在于:儒家之魂,将依附于何张皮上?是目光往上,得君行道;还是视野往下,觉民行道?

   过去二十年来,整个世界笼罩在历史终结论的迷幻气氛中。1989年,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随后西方,苏联东欧垮台,历史似乎真的要终结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全部战略就是试图终结历史。

王官之学,此路不通

   其实,按照政治哲学史家沃格林的看法,整个西方现代思想差不多都有历史终结论之倾向,其根源在古希腊与基督教,其基本观念谓,人世是不完美的,甚至是恶的。还好,天上存在完美,有一个天堂。但人能否进天堂,取决于上帝。

儒家与基督教、佛教不同,不仅是入世之学,且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其最高的成就乃是经世致用,实现治国平天下。儒生们的政治抱负虽大,却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软肋:与基督教相比,缺乏有经济实力、又可与王权相抗衡的独立建制;与古希腊公民比较,也没有参与政治的制度化管道。儒家士大夫虽然谨记孔夫子的“士志于道”,坚信儒家的信仰,但在政治实践之中,“道”却不得不借助于“势”,看君主的脸色,借“势”的跑道践行“道”的理想。

   现代思想家实现了一次根本转向:人能否进天堂,不取决于上帝,而取决于人自己。对此观念最为经典的表述,见之于黑格尔:人有被人承认的欲望,这种欲望促使最初的人决斗,建立起“主奴关系”。对此,主人和奴隶均不满意,持续斗争。黑格尔所谓历史,就是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为了获得他人承认而斗争的过程。经过斗争,越来越多的人、群体获得他人的承认。自由就是获得别人承认,民主确保这一点。最终,所有人都获得他人承认,历史终结。

从古至今,凡是有强烈用世之心的儒家,因为摆脱不了“道”依附于“势”的宿命,总是习惯于走上行路线,时时寻觅明君,希望将一己之学抬升到王官之学。儒家需要明君,明君也需要儒家。秦二世而亡的教训,让汉武帝以下的君主们明白,仅仅靠法家官僚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是不够的,暴力威慑得了百姓,却无法征服人心。儒家有民本主义的王道政治,以儒补法,可以为王朝的统治获得长久的合法性。于是,大部分的中国皇帝,从汉武帝到康熙雍正乾隆,其统治方式皆为外儒内法,偶尔济之以黄老之学,霸王道杂之,三管齐下。

   马克思据此发展出一个版本的历史终结论,并在苏联等国大规模地付诸实施。福山碰巧预言了马克思版本的历史终结论之终结,但他不过代之以另一个版本的历史终结论:历史仍将终结,只不过这一次,终点有所不同:历史将终结于民主制度。

王权与士大夫的结盟,是一个有限的、互为手段的脆弱联盟。王权最迷信的,永远是马基雅维利之学,再熟悉儒家经典的皇帝,其作为权力的化身,决定了他骨子里流淌的,只可能是法家的血脉,相信“法术势”这套治理体系无远弗届。对于儒生而言,王道政治是体之所在,王权不过是其用;但对王权来说,儒家再好,乃是用也,法家才是体本身。以晚清的洋务、变法和新政为例,士大夫与清廷虽然都为保国,其实是各怀鬼胎。士大夫以富强保中国,最终要保的是天下——那个儒家所心仪的文明秩序,但清廷以富强保中国,最终要保的是江山----那个满清权贵独揽天下的小江山。士大夫为了保天下,可以改朝换代;而清廷为了保江山,宁愿天下先亡。

   听起来相当美妙。不过,民主制度毕竟只是政治领域的具体制度安排,历史终结论更深层次的内容,是其对于人、对于人际秩序包括世界秩序的想象。

王权与儒生相互利用,结成同盟,因为终极目标不同,终有决裂那一天。对儒家士大夫来说,伴君如伴虎;人君一时之喜怒哀乐,足以毁弃自己一生之辛苦努力。西汉年间,一代枭雄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帝国提供了阴阳五行宇宙论的大儒董仲舒备受荣宠。然而,皇帝要的只是董氏宇宙论为帝国论证合法性的一面,而讨厌董氏用“天人感应说”在皇权之上置放一个更高的“天命”。汉武帝建元6年,皇帝祭祖之地辽东高庙失火,书生气十足的董仲舒认为这是上天对当政者发怒,写了《灾异之记》,奏章还没上,就被人偷偷告到朝廷,汉武帝大怒,决定将董仲舒斩首。后怜其才,又下诏赦免,但被罢免官职,从此,董仲舒再也不敢造次,干预政事,晚年居家以修学著书为事。

   在黑格尔的论述中,关键词有三:主奴关系,斗争,获得承认。当人进入历史,就必定处在主奴关系中。黑格尔据此断言,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一个人奴役所有人。为获得别人的承认,不被人承认者必须斗争。通过斗争,可以获得自由,也即,他人的承认。因此,斗争,包括杀死对方,是完全道德的。而所谓获得承认,其实是强迫对方承认。所谓获得承认,通常也不是简单地要求对方承认自己跟他一样,而是承认自己的优越性。如果不予承认,就以暴力强迫他。

儒法的合作结盟,看起来是王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但这个结盟在实力上是不对等的,也缺乏制度的保障。王权是主动方,士大夫是被动方。儒家在政治上有多少发挥的空间,端赖皇帝是否明君,是否有肚量采纳儒生的进言。中国历代有盛世与衰世,有治乱循环,个中原因并非取决于制度,而是看是否有明君贤相主政。文景之治也好,开元盛世也好,汉武帝、唐太宗也好,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只是人事好,并没有立下好的制度。一朝明君,气象万千;昏君其后,人亡政息。所缺乏的,正是长远的制度性设置。

   毫不留情地斗争,充满末世论的道德优越感的暴力强制,这就是通往神之国的大路。斗争和强制不仅发生在个人之间、国家内部不同阶层、集团之间,也发生在国家、种族、宗教、文明之间:一个国家、种族、宗教、文明,若相信历史终结论,必定要求其他国家、种族、宗教、文明承认自己的价值——其实是承认自己的优越性,顺服自己,与自己同一。国家之间、种族之间、文明之间的斗争,也就具有了宗教战争的意味。过去二十年中,美国对外发动的战争几乎都是价值战争,也即让别人承认自己信仰最为优越的宗教战争。世界没有因为福山版本的历史终结论之终结而安宁,而是陷入无所不在的对立、冲突状态,原因正在于此:终结历史的过程只能是斗争,因而必定是暴力和血腥的。

牟宗三先生有一卓见,认为古代中国政治只有治道,而无政道。儒家提供了一套以民为本的形而上义理,法家有成熟的控制社会、驾驭官僚的治理术。但儒法两家,一个义理上过于空疏,另一个只是在统治上下细密功夫,二者都无法开出超越于人君的、具有最高立法意志的政道,即刚性的宪政架构。

   即便暴力和血腥,如果确实能到神的国,那也值得。那么历史终结之后,会是何种情形?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历史终结的终点是“同”。中国先贤讨论人际秩序,提出“和而不同”一词,是为分析人际、国家间或者文明间、宗教舰的基本范式:和,或者同。历史终结论,不论是马克思版本的历史终结论,还是福山提出而为当今西方人信奉的自由民主终结论,都是同,而不是和。

传统的儒家政治,并非一无可取,在几千年与王权又联合有斗争的历史实践之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智慧:道统与政统的双重权威、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民间的清议传统、文官考试与御史制度等等,这些政治智慧与制度实践以民意为依归、以天理为最高价值,以儒家士大夫为社会中坚力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皇权独霸天下,使得中国政治在若干朝代和历史时期之中保持了清明、理性与有序,使得古老的中华帝国在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和文化多元的土地上,持续了二千多年的文明历史。

   同,然后呢?向往历史终结论的知识分子们恐怕很少告诉人们,福山对于历史终结后“末人”生存状态的描述:一旦到达历史终点,一切政治、文化、宗教、艺术、思想等等,均不复存在,因为所有这些东西都会造成人的不同,妨碍人得到其他人的承认。唯有消灭这些,人才能彻底相同。

然而,儒家政治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限制,其有形而上的义理,有治道层面的技艺,然而缺乏的是政道层面的根本大法,纵然设计如何完美,最终还是依赖于圣君贤相的个人德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统治的合法性、权力的有效限制和权力的有序更替这三个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上的儒家在现代社会之中不再具有独立的光复价值,其未来是否有价值,全看儒家在制度上与谁结合勾兑。假如继续外儒内法,延续古老的秦汉体制,两千年都没有走通的老路,岂能指望在21世纪枯木逢春、病树开花?

   我们通常认为,宗教、政治、文化、思想等等文明的要素,让历史是文明的,那么,历史的终结实际上就等于文明之死亡。人以为自己进了神的国,实际上到了正好与之相反地地方:地狱。但人人都假装自己处在完美自由状态,故这是一个寂静而安详的地狱。

政治儒家真正的希望,在于与现代的法治与民主制度审慎嫁接,以超越私利的精英智慧平衡一人一票的民粹政治,以天下为公的公意聚焦权利至上的私利之争。儒家政治本身无抽象之好坏,就看其与谁交友结盟。倘若能够像牟宗三、唐君毅老一辈新儒家那样,在法治与民主的现代政治框架之中发挥余热,那么就有可能实现自身之创造性转化。

   可怕的前景。幸运的是,历史终结的人类悲剧进程,因为中国而缓慢地降低速度,并有可能停滞,从而展开一段新的历史。

转型为心灵宗教,可欲不可求

   王道天下,和而不同

王官之学的上行路线是一条死路,儒家还有另一个选项,便是走下行路线,到民间发展,将儒学改造成儒教,成为像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那样的心灵宗教。

   只有中国人能阻止历史终结、也即文明普遍死亡的悲剧,因为,在各大文明中,只有中国人从来没有历史终结论的幻觉。因此,中国人最有可能带给世界以真正文明的天下秩序。

这几年,中国社会世俗化的进程掏空了国人的心灵,在精神虚无、价值真空和意义迷失的多重困境之下,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以及各种民间宗教发展迅猛,伴随着世俗化所造成的心灵秩序危机,宗教复兴呈不可逆转之势。在这一大趋势秩序,儒家的位置在哪里?有没有可能转型为像佛道耶回那样的心灵宗教,在民间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不能不从中国人关于世界本源的信仰说起。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族群信奉有位格、甚至人格化的神,也即上帝;中国人则信仰天。两者都是普遍的,但其普遍化的方式不同。

将儒学改造成儒教,历史上有过尝试。明末的左派阳明学泰州学派,改变了朱子学的王官学传统,转而眼光往下,到民间讲学,相信人人心中有良知,皆可成为圣人,他们在庶民百姓、贩夫走卒之中启蒙布道,发展信众,距离心灵宗教只有一步之遥。儒学的宗教化努力,最彻底的自然要数民国初年康有为、陈焕章发起的孔教会。康有为只是精神教主,孔教会的真正掌门人是哥伦比亚的哲学博士陈焕章。他不仅按照基督教的模式设计孔教,而且还赋予其若干现代的内容与仪式。但最终还是不免失败。个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康有为、陈焕章这些人身在民间,心系庙堂,守不住民间的寂寞,总是想通过国家权力的运作,将儒教抬升为国教。围绕在孔教会周边的,多是满清的遗老遗少、失意的下野政客、传统的乡间士绅,知识陈旧,利欲熏心,对救心无所兴趣,满腹的救世雄心。孔教会甚至连晚明的左派王学都不如,其严重脱离社会,与庶民百姓无涉。他们取了耶教的形式,却没有耶稣的精神,缺乏与王权抗衡、孜孜于民间播种、通过拯救人的灵魂来改变世界那种真正的宗教气质。

   上帝总是宣称自己是唯一的,并要求其信徒只信自己。通常,这是上帝的第一条戒律,不信这唯一神就是最大的恶。而上帝会通过自己的言辞,对人颁布完整的律法,规定人的全部生活。每个接触到这唯一神的人,必须放弃自己原有的一切信仰、律法、生活方式、政治组织等,而完全依循上帝的话。因此,神普遍化的过程就是所有人趋向于同一的过程。这也必然是一个彻底破坏的过程:彻底摧毁原有的信仰、生活方式、政治形态,才有可能树立对唯一神的信仰。

这些年以蒋庆为领袖的一派新儒家,也在重蹈当年孔教会的覆辙,他们在民间建立书院、精舍,却不安于草根社会,总是想重返庙堂,让儒教成为国教,让四书五经成为钦定的教育范本,甚至列入国家考试的范围。假如哪一天儒教真的成为了国教,四书五经重返高考,那么儒教的生命也就此完蛋,不是成为宰制性的意识形态,就是为学子们既重视又厌恶的晋身敲门砖。

   天却不同:天生万物,天无所不在,但天并非独立于万物之实体。天就是万物之大全,而又生生不已。故天是永无止息、变动不居的万物之大全。因此之故,天不会宣称自己是唯一的,也不要求人只崇拜自己:根本上,天不是人之外的人格化实体。天不言,天不会向人颁布律法,全面地规范人。天只是生人,并静默地在居于人之上而已。人如欲享有尊严,就须向天而生,须法天而生,不断地向上提升自己。但这不是天对人的绝对命令,而出自人的自觉与自主选择:人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择,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无数中间形态。

我个人的观察和感受,海峡两岸的民间儒教学有很大的差异,台湾的儒教有草根气、人情味儿,安心于民间社会,关心庶民疾苦,致力于心灵秩序重建;而大陆的一些儒教徒们虽然身处民间,却沾染了江湖气与官气。这二者位置不同,其实是精神相通的:都是要当天下老大的霸气。

   因此,天下秩序的基本原则是人的自主,由此必定导致人的多样,生活方式的多样,治理模式的多样。而天欲每个人生,各正性命,于是,天地之间万物,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诸宗教之间,文明之间,邦国之间,相互对待的唯一正当方式就是“保合太和”,也即“和而不同”,多样的共存、协调、并生。此乃最根本之天意。

研究儒教与孔庙的台湾著名学者黄进兴先生分析过,传统的孔庙是一个与国家权力紧密结合的圣域,孔庙的祭祀是国家权力的展现,是一般百姓不敢进入、令人敬畏的封闭空间。许多大儒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得到皇帝的册封,在孔庙当中有自己的位置。有一个笔名叫“梦醒子”的儒生,做梦都想在孔庙里吃一块冷猪肉,感叹曰:“人生啊,不吃一块冷猪肉,愧为此生!”黄先生指出:中国的百姓对孔夫子是尊而不亲,儒教“基本上是一个国家宗教,不是一个私人宗教;它是一个公共宗教,不是一个个人宗教”。儒教的基本性格太精英化了,关心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大事,在一个缺乏民主的社会当中,儒教为了实现救世的理想,除了往国家权力的身上靠拢,别无它途。

   中国文明就是据此而起步的。中国文明凝定于尧舜时代,彼时,东部沿海和北方地区的不同族群,因自然环境之严重恶化,洪水或者干冷,被迫内迁至今人所说豫西、晋南地区。在此,华夏-中国诞生,诞生机制就是“协和万邦”或曰“合和万国”:具有不同信仰、生活方式、政治组织形态的族群相互协调,组成了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华夏,也即中国。

一般庶民百姓,天高皇帝远,之所以需要宗教,乃是为了救心,精神有依靠,命运有托付,生死有安排。佛教、道教、耶教和回教皆有此承诺,故可以成为庶民百姓个人之信仰,儒家虽然有宗教性,但毕竟是读书人的宗教,更重视现世、人文和理性。蒋庆在贵州建立阳明精舍,带领一帮弟子们苦读圣贤书,却与周边的村民们毫无关系,不被当地人认同。村民们还搬走了精舍特制的瓦片,去盖了一个村里更需要的观音庙。足见如今的儒家复兴依然是少数精英折腾的圈内事,与社会底层全然有隔。

  

这也难怪,儒家非启示性宗教,不以信为第一要务,儒家更强调的是个人修身,在知识上有所觉悟,并通过道德的实践,成为众人表率的君子和圣人。但这个知识和德性的要求太高,只能是少数读书人的理想,对一般庶民来说,他们只需要“信”,更确切地说,是通过简单的宗教仪式,获得神灵的庇护。无论是超越之神的庇护,还是简化的宗教仪式。这两点恰恰是儒家的短板,儒家要在民间改造成为耶教、佛教那样的心灵宗教,既不符合儒家的本来性格,也缺乏自身的历史传统和实践空间。韩国与台湾的儒家传统保持得如此完整,至今也没有开拓出个人宗教意义上的儒教,何况儒家传统曾经中断过的中国大陆乎?

   在中国形成过程中,有一种力量在发挥协调、沟通作用,此即“礼乐”,而不是神灵崇拜。礼乐让多样的族群得以共同生活。孔子承上启下,把礼乐予以总结、提升、转化,而发展出以“学文”为中心的“文教”。

作为“文教”的儒家,希望在民间

   西汉以后,维持中国之凝聚力的力量,就是儒家之文教。儒家提供了国民之共同信念,也设定了政治方向与治理模式,这让中国保持凝聚力。但儒家不是神教,不是叫人拜某个唯一神,儒家只是教给人们成就君子的道理。儒家并不替代各种宗教,儒家让各种宗教发挥其安顿人心的作用。数千年来,中国文化之基本格局是“一个文教,多个宗教”。正是教化之道的和而不同,让中国持续地生长,而包容进更为多样的族群、宗教。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世界。

历史上的儒家,从灵魂而言是一个整体,但其有三个肉身或存在形态,一是作为王官之学的国家宗教,二是作为心性之学的心灵宗教,这两个都具有相当明显的宗教性格,第三个是作为伦理道德之学的秩序宗教,这个层面上的儒学,与其说是宗教,不如说是秋风所提出的“文教”。

   中国也以和而不同原则对待周边族群、邦国,对待自己接触到的各种宗教、文明。中国主持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有西方评论说,中国人很喜欢这种“万国来朝”的场景,试图恢复传统的朝贡体系,建立“帝国”。中国媒体发表评论抨击这种说法,说中国人无意建立“帝国”。

所谓“文教”,按照我的理解,指的是儒家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宗教,而是儒家特有的“人文教化”,形成与宗教相对应的“文教”。其中包含四层含义,第一,作为“文教”,儒家不像一般的宗教那样诉诸于信仰与启示,而是通过理性的自觉和道德的践行,得道行道,第二,作为“文教”,儒家不是通过祈祷、礼拜的宗教性仪式与神沟通,以获得神的庇护,以期在另一个超越性世界里面获得生命的永恒,而是注重于现实生活,通过人文教化,在世俗性的日常生活礼仪之中,将儒家义理化成人心,造就美俗。第三,作为“文教”,儒家主要不是为个人的心灵秩序提供安身立命与终极价值,而是依据“仁”化为“礼”,为整个社会建立公共性的伦理道德秩序。第四,作为“文教”,儒家的伦理道德价值及其规范,内化到其它正式宗教、民间宗教、祖宗崇拜、日常生活祭祀之中,即所谓的“神道设教”。儒学可以说是一种“潜宗教”,潜移默化于民间,百姓日用而不知。

   这两种看法都错得离谱。在西方人理解中,超越邦国的政治体只能是“帝国”,但朝贡体系与帝国毫不相干。帝国通常依靠暴力征服建立,以殖民方式统治,罗马帝国、大英帝国,无不如此。但“王者,往也”,朝贡体系通常形成于周边邦国之自愿归往。对于朝贡国的内部治理,中国也不干预,仅提供安全保障。归根到底,中国维护朝贡体系之稳定秩序的是“文德”:中国发达的教育吸引其士人学习文教,中国的治理模式被朝贡国模仿,小来而大往的朝贡贸易给朝贡国带来巨大利益。至于中国对非朝贡国,始终采取“既来之则安之”的被动态度。中国的皇帝当然愿意“王天下”,但儒家教诲皇帝,这是不可能以暴力方式达成目标的,只能“修文德以来之”。

历史上儒家的三个肉身,到了现代社会,与国家权力重谋蜜月的王官之学已是一条死路,而注重修身的心性之学也只是少数精英的事情,与一般国民无涉。儒家在未来中国最重要的功能,在我看来,应该发展以公共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教”,重建中国人的社会良序。

   总之,天下秩序与历史终结论构想的普遍秩序之最大区别在于,和而非同。中国人从来没有以儒家、以中国的习俗和治理模式,清除、替代自己影响范围内各族群的宗教、习俗、生活方式和政治体制。中国通常只是提供一套协调机制,让自己影响范围内的宗教、族群、文明相互协调。中国当然借助一套价值来展开协调,文教所守护之仁义礼智信。但这套价值基本上是程序性质的,而不是实体的。它只规范人际、国家间、宗教间相互对待的方式,而并不深入个体心灵深处、国家体制内部,全盘塑造新人。

那么,作为伦理道德秩序之“文教”,儒家与其他的宗教以及自由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永利集团304.com,   因此,立足于文教之天下秩序,作为一种曾经历史地存在的人间普遍秩序,完全不同于历史终结论驱动的普遍秩序。后者也许还不错,但如果人类只有一个方向,那人类的命运绝算不上美好;甚至可以说,没有选择的人类是处在奴役状态的。人类需要另外一个愿景,另外一条道。

中国与西方不同,是一个多神教国家,儒道佛三教合一,其中道与佛是宗教,而儒家是“文教”,各有各的功能和底盘。秋风认为中国是“一个文教,多种宗教”,一语道出了儒家与其他宗教的关系真相。儒家因为只是一种致力于公共秩序的“文教”,因而它对注重个人心灵秩序的其他宗教,在态度上是开放的、包容的。虽然儒家自宋明理学之后,化佛为儒,有自己的心性之学、修身之道,自有安身立命所在,但毕竟过于理性化,陈义过高,只是读书人的宗教,一般民众消化不起。即使在读书人中间,作为心性之学的儒学也有其有限性,因为其只谈现世,不论来世,人文有余,神性不足,故对一些特别重视生死轮回、有神性追求的儒生来说,在儒之外,还会谈佛信道,或皈依耶稣。

   向人类充分地展开这样的天下秩序,提供普遍秩序的另外一种可能样态,也许是更好的样态,展示文明演进的另外一种可能,这就是今日中国人之天命。不是中国人要这样,而是中国人不能不这样。文教向来是被动的,并不试图强制天下归于一。但文教中国也不可能接受被他者终结的命运,向来从来没有历史终结论观念的中国,不可能随波逐流,走向历史终结。中国必定巍然不动。只要中国巍然不动,不论马克思、福山版本的历史终结论,就终究只是幻象。

反过来说,生活在儒家世界的佛教徒、道教徒、基督徒和回教徒,他们也会尊奉世俗的儒家伦理,孝敬父母、祭祀祖宗,入乡随俗,从而出现儒家化的基督徒、儒家化的佛教徒、儒家化的回教徒、儒家化的道士等等。作为“文教”的儒学身段柔软,润物无声,镶嵌到各种外来和本土的宗教传统之中,一方面将外来宗教本土化、儒家化,另一方面也从其他宗教传统之中获得新的养分,进一步固化自己超越于一切宗教之上的“文教”地位。

   由此,中国也就将为人类敞开一段新历史。天下秩序是文明的,因而必定是历史的,不会终结。因为,天下秩序不是要同天下于一,而是要给各种宗教、各种文化、各种价值之共同存在、相互交流创造价值基础,宗教、文化、价值将始终是多样的。因此,这其中仍然存在不同,也就始终存在紧张、乃至于冲突,因而人类仍在历史中。中国人不幻想天国,不虚构理想国,中国人只是“志于道”。文明有兴衰起伏,历史不会终结。人仍将文明中,文明是没有终点的道。

儒家的这种超越于所有宗教之上的性格,颇有点像现代社会的自由主义。那么,作为“文教”的儒学与同样追求公共良善秩序的自由主义是否冲突矛盾?儒学与自由主义虽然都是世俗化的学说,但同样各有各的侧重和底盘。自由主义虽然也有自己的伦理价值,但骨子里是一套政治哲学,追求的是符合自身伦理价值的政治哲学,而作为“文教”的儒家,虽然有自己的政治理念,但本质上是一套伦理哲学,追求的是日常生活的礼治秩序。真正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有全面冲突的,不是作为“文教”的儒学,而是作为王官之学的政治儒教,当然这一冲突也并非绝对,正如我前面所说,政治儒学中的若干智慧同样可以弥补自由主义政治之不足。

   文化重建

作为“文教”的儒学与自由主义,不应对抗,否则亲痛仇快,便宜了它们共同的敌人法家。两家最好的相处之道,乃是周末夫妻,有分有合,互补短长。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论,现代社会分为系统世界和生活世界。系统世界是一个以市场和权力为轴心的世界,自由主义理当为系统世界的主人,以权利与契约规范市场,以法治和民主制约权力。而系统世界之外,还有一个非功利的、人与人情感交往的生活世界,这个世界对于许多国家来说,皆由各自的宗教所主导,而对中国来说,儒家显然应该成为生活世界的主人。

   “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之重大意义在于,中国给人类敞开了另外一种普遍秩序之可能。随着中国日益明确的文化自觉,中国膺承这种天命的意愿正在清晰,能力正在提升。

哈贝马斯特别强调,系统世界与生活世界各有各的价值轴心,只要不越界筑路,都是合理的。问题出在当今社会之中,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将市场与权力的原则扩大运用到生活世界,以至于人与人之间的自然交往充满了去人格、去情感、去伦理的功利气味,不是等级性的权力宰制,就是市场交易的金钱挂帅。在中国,还有相反的情形,即生活世界对系统世界的反向殖民化。儒家作为生活世界的伦理原则,侵入到市场空间和政治领域之中,在平等的契约空间中拉关系,在严肃的法治秩序中讲人情,这是儒家不守本分的僭越,其危害性一点也不亚于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过去几百年,欧美带给人类一个普遍秩序想象,多个版本的历史终结论推动了人类前所未有的大范围交流与技术进步,但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持续的冲突、战争。而文明冲突论之阴郁画面,让这一普遍秩序的前景日益惨淡。

在21世纪的今天,系统世界越来越全球化、普世化,那是文明的天下;而生活世界不同,它是文化的空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族群理应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生活世界。文明是普世的,文化是特殊的。儒家之所以对于中国很重要,乃是中国人不仅生活在由普世文明所主导的系统世界,而且还有一个活生生的、有自身历史传统和文化个性的生活世界。“历史的终结”对于系统世界来说没什么可怕,可怕的是将生活世界也一并终结了,形成科耶夫所担心的“普遍同质化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需要儒家,需要一个有谨守生活世界本分的“文教”儒家。

恰在此时,中国逐渐回复其本来享有的世界位置,按PPP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美国。鉴于中国文化所带来的中国人的较高储蓄率,中国人极高的人力资源投资热情,以及中国人充沛的企业家精神,中国经济必定会继续以较快速度增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未来的中国文化秩序,应该是三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是政治文化层面,涉及到何为公共政治秩序中的正当,何为公共的政治之善,政治自由主义将扮演核心的角色,而儒家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也将贡献各自的智慧。第二个层面是公共伦理层面,涉及到何为公共的伦理之善,何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之道,这将是作为“文教”的儒家的地盘,而伦理自由主义与各种宗教传统也将补充其间。第三个层面是个人的心灵层面,涉及到何为德性、何为现世生活的意义、如何超越生死、获得救赎或得救,这将是包括儒道佛耶回在内各种宗教的多元空间,中国特有的多神教传统将让国人有自己的选择空间,甚至兼容并包,多教合一。

    进入专题: 天命   历史终结  

儒家孤魂,肉身何在?王官之学,已证明是一条死路,心性之学,只是精英宗教而已。儒家在未来中国最广阔的愿景,乃是造就公共伦理秩序的“文教”。这个“文教”,希望不在于国家权力之推广,而是与公民社会结合,在民间自然、自发地生长。自孔夫子起,儒家起源于乡野,发展于民间,中间虽然一度入室庙堂、成为官学,但最终随王权的解体而衰败,成为游荡了一个世纪的孤魂。儒家要想重新拾起蓬勃的生命,唯一的出路还是回到原点,回到民间。

永利集团304.com 3

  • 1
  • 2
  • 全文;)

本文责编:chenhaocheng 发信站:沉思网(),栏目:天益笔会 > 笔会专栏 本文链接:/data/82361.html 文章来源:共识网

本文由永利集团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给人类多一个选择,儒家孤魂